注册自动送28元体验金|徐州女教师李秀娟照片资料 女儿眼睛被谁伤害李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19-08-11 06: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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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徐州女教师李秀娟“绝笔信”事件余波未息。新京报记者在中国江苏网政风热线一栏中看到,李秀娟此前曾发布信息,要求当地处理其女被打事件。徐州市教育局在网上回复称,李秀娟的女儿眼睛系同学打闹中被误伤,事发后班主任及时进行处置,未发现明显异常,“学校多次建议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,均遭李秀娟拒绝。”

  8月4日上午,一份求助信在网络流传。求助人李秀娟称,自己的女儿被同学无意伤害,导致左眼失明。今年3月份,夫妻两人准备带孩子到北京治疗,被当地认定为有上访倾向,并因此长期遭到包括记过在内的不公正对待。求助信中透露,其已有轻生想法。

  在中国江苏网政风热线一栏中,新京报记者发现李秀娟此前曾发布的诉求。上述文章发布于2019年5月20日。文中称,3月1号晚上,其单位领导和教育局领导到家中,让其退票,但自己并未照做,随后教育局的丁主任就去派出所报警,说其要去上访。同时,家中有人看着自己,1小时后,民警以涉嫌寻衅滋事将其带走,并处拘留7日。

  2019年5月23日,徐州市教育局对李秀娟反映的问题进行在线回复。新京报记者注意到,回复中认定,李秀娟的女儿眼睛受伤为同学无意中导致,事发后校方及时处置,未有明显异常。此后,李秀娟曾多次越级上访,警方据此对其处以行政拘留。

  回复中称,李秀娟反映女儿梁芸嘉被同学打成八级伤残问题。经核实,2018年3月12日下午放学时,丰县实验小学四(1)两名学生在放学排队时打闹,无意间用校服拉锁碰到了李秀娟女儿梁芸嘉的左眼,事发后班主任及时进行了处置,未发现明显异常。

  上述回复中称,约一月后,李秀娟发现孩子左眼视力异常,检查后要求学校出面协调医药费。丰县实验小学先后10余次协调,均因李秀娟提出过高赔偿未果。

  徐州市教育局的回复中称,李秀娟曾先后三次越级进京上访并被国家信访局登记,“3月2日,东城派出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六条第(四)项的规定,认定李秀娟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,给予其行政拘留七日处罚”。

  这封信发出时,我和丈夫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丰县派出所副所长罗烈,教育局丁攀,这个世界的恶,你们占了一半

  我叫李秀娟,我的身份证号是249.电话号码.我们夫妻都是徐州丰县周楼小学老师,我们有一儿一女,女儿今年10岁,儿子今年2岁。在女儿失去左眼之前,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

  9岁女儿嘉嘉被徐州丰县实验小学同学无意伤害致失明后,女儿哭了整整一年,而我经历了民警暴力殴打,扇耳光,莫名拘留,行政处分,长期监视的噩梦;我的丈夫被多次批评谈话,被撤职。我和丈夫永远忘不掉派出所副所长暴力殴打我的场景。我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,孩子也得了恐惧症。

  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,我们把这一年多来的遭遇写下来,我们再次请求有关人员不要再屏蔽我们的文章了,你们的心也是肉长的。

  带失明女儿北上看病遭徐州副所长罗烈暴打,被拘留2019年2月底,新年刚过,此时,距离女儿眼睛被同学无意伤害致残已经快10个月了,女儿的左眼一天天黯淡,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决定到北京复诊。我定了3月3日和孩子去北京的火车票并预约了同仁医院的眼科挂号。

  3月1日晚上10点,四个人走进我家:徐州丰县教育局信访办公室主任丁攀、梁寨镇中心校领导陈晨、张超和王会计。

  我忙着给几位客人端茶倒开水,洗水果。教育局丁攀主任突然厉声要求我退掉3月3号晚上去北京的车票。

  “孩子的眼睛不能耽误,3月份去北京的票也不好买,怎么突然要我退票呢?我迟疑了一下。我回答丁攀:既然领导要求我不去了,肯定有其他工作安排,那我就下次再去,我退了票。

  在我被拘留后,我才明白,两位领导是去派出所叫民警了,两位教育工作者,为了完成所谓的维稳任务,不惜给一个平民家庭带去灾难。

  半小时后,四位民警突然冲进入我家,他们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要将我带走,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我和丈夫工作十几年来,勤勤恳恳,本本分分,我们也教育孩子诚实做人,好好学习,我们怎么可能涉嫌寻衅滋事呢?

  没等我反应过来,两位民警称“去一趟派出所半小时,最多一小时就让我回来”我的儿子和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,他们被吓地大哭了。孩子坚信警察叔叔是抓坏人的,妈妈怎么也成了坏人呢?

  我问民警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要把我带走,此时,丰县城东派出所副所长罗烈破门而入“你挺牛逼,叫你走,你还不走”。他将我拖拽下楼。

  我被罗烈摔倒在地,我双膝跪在地上,罗烈薅着我的头发,不由分说,疯狂的扇我的脸,我不知道自己被扇了多少巴掌,那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屈辱,他那双硕大的黑手出现在我每一次噩梦里。

  罗烈将我塞到车里。迷迷糊糊中,我听到孩子在我丈夫的怀里喊着妈妈。我却怎么也睁不开眼。 不知过了多久,我被带到丰县城东派出所,我的手脚被拷在审讯桌上,刺骨的冷,我的手腕和膝盖还流着血,我请求穿衣服,他们狂笑着,用着本地难以启齿的脏话辱骂着我,吃着带着热汤的外卖和水果,他们看着我淋血的右手,

  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被关进一间狭小的铁屋里。那是一种只有在电视里才可以看得的铁笼:狭小,冰冷,防止自杀的软墙。

  我清晰地听到手机在派出所接待室响了几十次,这一定是我家人打来的电话,我请求罗烈所长帮我报一声平安,他没有理我。手机就在那里兀自响着,响了一夜,手机的响铃像极了孩子喊妈妈、丈夫担心妻子的哭声,我哭了一夜。

  第二天下午,副所长罗烈来给我录口供,他要我承认我3月3日去北京是上访的。

  我对罗烈说:我女儿的眼睛被同学甩失明了,我带女儿去北京看病,况且我也在北京同仁医院给女儿提前挂好了号,挂号记录可以在我手机查到。

  罗烈狞笑着说:“你看你哭的死样,像条狗一样,你这样的犯人我审的多了,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招供

  我在纸上写到:我没有寻衅滋事,我要复议和诉讼。我几乎以哀求的口吻问他:我到底滋了什么事?

  罗烈称如果我再不签字,就从重处罚我。我固执地问罗烈:我认罪可以,可是你得告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。

  罗烈说:如果你签字,我就给你喝水。当时我极度虚弱,已经一天一夜滴水未进。我还是拒绝签字。

  罗烈命人将我塞进车里,对看守民警称“一口水别给她喝”。随后,我被送往徐州拘留所。

  到了拘留所,管教问我身上和脸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,此时我才知道,自己的脸被罗烈打变形了。管教看我一直在哭,他仿佛明白了什么,他摇了摇头,叹了口气离开了。

  在拘留所的七天,那是我永生不敢再回忆的日子:逼仄的空间,多人拥挤的板床,无法吞咽的餐水,解手时被多人围观,被圈养的屈辱。那些经历,每次回忆我的心都在颤抖。

  我年幼的儿子看见我被罗列副所长拖走跪在地上时恐慌的眼神,一直在我脑海里。

  在拘留所的七天,我一直摇晃着铁门,呼嚎着请求找律师,没人理我。一位大姐见我一直哭喊,便问我为什么喊冤。我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倾吐出来:

  2018年3月12日,丰县实验小学放学排队期间,我的女儿嘉嘉两位同班同学发生冲突,一位李姓同学的衣服拉链甩进我女儿的左眼,女儿眼睛受伤后失明,后被鉴定成八级伤残,一年多来,学校一直未妥善处理孩子的伤残赔偿问题。孩子眼睛看不见了,迄今为止,我们仍然无法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。我和丈夫开始走法律程序。

  随着女儿视力恶化加剧,2018年7月,我带着女儿去了北京同仁医院,医生告知我们女儿的视力基本为0无法治愈了。我蹲在医院楼道哭了起来。一位同情我的大姐带我和孩子吃了一顿饭,并建议我去国家信访局咨询。

  在我从北京回家的前一天,我到信访局反映了女儿眼睛被伤害一事,希望社会可以关注学生在校安全。

  在我走出信访局大门后,我被丰县一位赵姓官员拦住。他说:有问题好解决,你女儿的问题,有学校的责任,该赔偿就赔偿,你先回家。

  我问大姐:我带女儿去北京看病,顺便去信访局反映在校学生安全问题。我也没做坏事,抓我做什么?

  3月9号我终于走出拘留所。我瘸着腿,头晕眼花。在拘留所小门,我等着接我的家人。

  丰县实验小学校领导渠敬衡突然出现,强制把我弄上车,车牌号为(车牌号苏CC900U)的超大面包车,我看到了两个民警和几个校领导。我立刻感到了危险。

  他们启动了车辆,我大声呼救。我的丈夫和我妹妹听到了我的呼救,我妹妹拼死趴在面包车的引擎盖上,他们才把车退回了拘留所大门内。僵持近两个小时,我们报警,徐州本地民警来后,他们才放开我。

  重获自由后,我立刻去了徐州中心医院办理住院手续,我的身体衰弱到了极限了。

  在我住院的第二天,病房门口出现了多名我熟悉的面孔,他们带着口罩,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,总共有五六个人,我认出来那是丰县实验小学的老师。

  我入院的第三天,他们增加了人手,总共超过十人。监视我的人将车子紧停在我家车子旁边。

  就这样,一双双阴森森的眼睛,在楼道里,在我家车旁,在我病房,在医院走廊里,跟着我吃饭,盯着我上洗手间。他们像幽灵一样,看管着一个重刑犯人。孩子问我:妈妈,怎么那么多人跟着我们?儿子恐惧的眼神让我心碎。

  无奈,我们只能选择忍受。我们全家生活在真空的世界里,年迈的父母在病房和我们一起抱头痛哭。

  从3月20日开始,教育局连续几天传唤我,要求我去教育局纪委谈话,我实在害怕他们再次抓我。我真的害怕他们再打我,再把我关起来。

  我病的头晕眼花,站都站不住,根本没法上课,我所有请假手续齐全,他们不准我请假,怕我反应他们的违法犯罪的行为,安排了多名领导到学校监视我。

  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不停地传唤,批评和谈话,我决定为自己找说法,5月31日,我到江苏省公安厅反映我被派出所副所长罗烈暴力殴打拘禁一事。结果收到了民警给我送来空白的训诫书。

  他们继续跟踪,他们派了人手在学校监视我,更为可怕的是,他们把我学校去年新装的十几个高清监控全部毁掉,重新安装了只有张超有查看权限的十几个无死角的监控。他们不停地找我谈话,无休止的批评调查监视我。我长期为自己辩解,嗓子哭哑了,得了严重的喉炎,我去请假,张超校长不批准并称我请假需向教育局领导报备。我无奈,只能边监考,边挂水。

  那些监视我们的人就像鬼魂一样游荡在我和丈夫工作的小学,他们总是随机的审查我,把我叫过去问话。我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压力,几次在课堂上抱头痛哭。我们小学全体老师也实在看不下去了。

  7月放暑假以来,有关人员找我谈了很多次话,我希望依法赔偿女儿左眼失明的问题,一分不多要,一分不少要,我请求追究暴力殴打我派出所副所长罗烈的责任,哪怕是一个道歉。对于这些诉求,没有哪怕一个被满足。

  我和丈夫是本本分分的老师,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暴力会发生在我们家庭。我们的孩子看到罗烈暴打我后,每一次在街上看到警察都会吓哭。

  我们全家实在没有办法了,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我也得了严重的抑郁症,如果我们再不被解救,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,求求社会关注我们。